「我不是唯一被视为 『他者』 的人」—— 对话 Bruce Humes

Bruce Humes work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s an export management trainer, launching B2B magazines for Chinese managers, and translating fiction. He left the mainland in 2015 and has since lived in Taiwan, Malaysia, Tanzania, and Turkey, but continues to write about the Sinosphere. The following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English and can be read in full at The China Project.

Bruce Humes (徐穆实)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已逾20年,尤以非主流作家为重。企鹅兰登书屋近日重新出版了他的代表性译作——迟子建的获奖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作者:Thomas Bird (小飞)|2022年8月2日

译者:翻译:杜拉克

Bruce Humes 通晓多种外语,曾以出口管理培训师的身份,在中国工作了30 余年。在此期间,他还为中国的经理人策划、推出了 B2B 杂志,并从事小说翻译。2015 年离开中国大陆后,他在台湾、马来西亚、坦桑尼亚和土耳其生活,但继续就亚洲华语圈撰写文章。

Humes 是享有声誉的中文翻译家。他说,当初吸引他迈入汉语世界的是风格迥异的两种作品:一是毛泽东早期的文章,特别是他 1927 年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二是《道德经》。「前者是因为我那时是个理想主义的青年,受到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诱惑;后者是因为我惊愕地发现,道家哲学的各种译文之间竟然可以差之千里,实在是荒天下之大谬。」Humes 告诉我们,「我因此起意,想掌握古代汉语,搞清这一谜团的真相。」

在 Humes 的小说译作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卫慧的《上海宝贝》(Shanghai Baby)和迟子建的获奖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Last Quarter of the Moon)了。后一本书的英译本问世已有十年,今年 7 月又由企鹅兰登书屋以「生态小说」之名重新出版。它通过一个寓言化的故事,讲述了中国东北黑龙江省鄂温克部落的命运。

不久前,身居土耳其的 Humes 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工作,也谈到他如何从远方看待中国。

*** 为什么 2015 年您决定离开中国?伺候您都在哪些地方生活

2013 年,我从中国去了土耳其,当时想的只是暂时离开,到那边休息一下,学学土耳其语,万没想到碰上了足以载入史册的抗议运动。年轻人涌上街头,起初只是反对政府要把伊斯坦布尔的盖齐公园(Gezi Park)改建成购物中心,后来便勇敢地将抗议目标转向了埃尔多安的统治,当时他还是总理,现在已是拥有无上权力的总统了。那是一段风雷激荡的时光,让人想起60 年代美国佩花嬉皮士的抗议。也许是因为在生机勃勃的土耳其待过一段时间,回到中国后,周围批判性思维的缺乏,便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适;总之,尽管我长期以中国为家,此时却觉得离开的时候到了。我在台湾和马来西亚来来回回住了几年,现在又回到了土耳其,力图掌握土语。

*** 离开中国后,您一直忙于译书,翻译散文,也做节译。为什么您选择了自由译者的生活?

反正,肯定不是为了钱!我逐渐意识到,为一家商业出版社策划刊物和网站,又管内容,又管人员,就腾不出精力去做我真心想做的事——写我想写的东西了。在很大程度上,我想研究的题目是与我在亚洲华语圈30年来所遇到的各种现象有关的,翻译也包括在内。比如说,我最近很享受《我心归处是敦煌》(My Heart Belongs to Dunhuang)的翻译工作,这本自传的作者樊锦诗女士是非常敬业的考古学家,她花了 50 多年,在沙漠深处从事莫高窟的保护和记录。

*** 您从 2009 年开始写有关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学网志。您的网站此后又涵盖了一系列更广泛的主题,有非洲文学,也有阿尔泰语文学。知识兴趣怎样把您带到了世界上的这些地方?

其实相对来说,这种演变是自然而然的。作为中国社会里的一个外国人,我逐渐意识到,我不是唯一一个被视为 「他者」 的人。我开通了网志:〈Ethnic ChinaLit: Writing by & about non-Han Peoples〉,探讨壮族、鄂温克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如何看待作为主体民族的汉人,汉人又如何看待少数民族,以及当代小说如何对此加以观照。在这个过程中,我决定努力去掌握一种既非汉语、又通行于中华帝国边缘地带的语言。或许是因为在精神上我一直以北方人自居,于是便把兴趣转向了阿尔泰语系,这包括了通古斯语言(如满语和鄂温克语)、蒙古语言和(从新疆经中亚到土耳其的)突厥语言。

我编制了一个小型的双语数据库〈非洲文学:中文译本〉,因为我有感于中国正在非洲大举采购矿产,就不免好奇:什么时候「文化进口 」也会随之而来呢?于是我决定做一番量化的努力。根据这份清单的统计,目前已经有 100 多位非洲作家的 270 部作品译成中文了。

*** 您在 2012 年翻译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现在它已重新出版,并收入了 Vintage Earth 丛书。十年后再看此书,您有何感觉?

我感到这本书的意义现在更甚以往。一方面,它突出了与世隔绝的原住民——如今日亚马孙雨林的原住民——在应对「闯入者」时所面临的挑战。但另一方面,它也为所谓「现代化」的社会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鄂温克人是为了给后代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才离开僻静的山区吗?他们是由于传统住地不幸地受到侵蚀而搬迁的「生态移民」(中国官方偏爱的称谓)吗?抑或是被迫迁往定居点的生态难民,以便别人对他们的住地施以大规模的砍伐?从本质上讲,生境破坏、生态移民和前工业化阶段的人民为适应 20 世纪所做的挣扎,无一不是紧迫的论题。这就让《右岸》在休戚与共的生态小说类型中成了一个绝佳的范例,也使它得以跳脱「民族中国」的束缚。

*** 您曾说这是最让您引以为豪的译作。为什么?

第一部翻译作品《上海宝贝》(2001)——最初是英文畅销书,后来出现了十几种语文的译本——为我赢得了「软色情」翻译家的(可疑)名声。即使到今天,仍然还有顾客为此与我联络!能把倪可和她的德国大官人翻云覆雨的故事引入英语世界,让我觉得格外过瘾;读来也许还颇有几分刺激,但这算不得什么伟大的文学。而《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令人动容的、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非常可信地把我们引入一个鄂温克女人的内心世界,她走过了20世纪,带着日本人和汉人留下的双重创伤。

*** 您在中国生活时,正逢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 90 年代和21世纪的最初十年,现在很多人回头去看,不免觉得那段自由的时光只是昙花一现罢了。中国现在已重拾一种更加专制的模式,您对此有何感想?

今天的监控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让我惊愕不已,因为我过去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边境城市深圳,那里大概要算中国最奔放的地方了。任何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不涉及政治,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在我看来,这种狂野西部的氛围开始急转之下,是在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前,胡锦涛治下一味强调「维稳」可以说功不可没。当我在 2015 年离开时,如果一个外国人不向当局登记自己的地址,是不能再住下去的,可这种事我很少去做。我估计深圳现在已经是个非常有效的监控城市了,但在我离去时,虽然摄像头几乎无处不在,大多数居民仍有可以自由行事、随意生活的幻觉。今天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了。新冠给当局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用以完善 24/7的监控。

*** 最近的新闻很少有不涉及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您偶尔会在网志里写写新疆、香港和台湾正在发生的事,那么对上述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您有何见解?

关于新疆,有大量的宣传和令人迷惑的评论,中国媒体和反华、反共分子都在散布这些东西。但在我看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新疆的突厥语民族自 2017 年以来,一直是一场非常激烈的监禁和监视运动所针对的目标,其目的是同化,将他们重塑为世俗公民,讲国家语言,像主流社会的居民那样行事。也许最让人不安的做法是把维族儿童安置到寄宿学校,如果父母 “被失踪”,就把孩子送进孤儿院。完全以汉语授课,禁止用母语讲话。这让人想起 19 世纪和 20 世纪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运行了数十年的 “寄宿学校系统”。事实证明,这种只用英语授课的学校教育间离了好几代原住民,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看到新疆也系统化地采纳了此种制度,实在让人心忧。

谈论香港其实有点棘手,因为它从未有过完整的民主实践,却披戴过一些宝贵的装饰:相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公众抗议权,均由《基本法》列明保护。而《国家安全法》嘲弄了这些「权利」。自从《国安法》单方面颁布——其起草工作没有香港人参与其中——并迅速而粗暴地实施以来,香港社会的整体情况让我非常沮丧。我曾于 80 年代在香港结婚成家,对当地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和城市的整体氛围一度深为欣赏。香港人要友善,也不像通常以为的那么迷恋金钱。看到警察成了行政机关的打手,我是很震惊的。

我认为,北京现在对香港已接近直接统治了,这给台湾居民,特别是台湾青年上了很好的一课:如果你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是遥远的存在,或多或少与你和你的未来无关,那么你该三思一下了。

*** 除了学土耳其语,做翻译来付账单之外,您未来还有哪些计划?

我想做一次穿越中亚五国 (the ‘stans) 的旅行,也许 2023 年动身。看看各地所讲的突厥方言——如土耳其语和乌兹别克语——有什么不同当然很有趣,但更有意义的是,我想寻找古代突厥故事各种形式的说唱,比如《科尔库特之书》《玛纳斯》《科罗格鲁》等史诗,还有希卡耶(hikâye,即民间故事)和达斯坦(英雄传奇),这些表演如今越来越不容易见到了。

如果能腾出时间,再有善解人意的出版商支持,我还想翻译郭雪波的《蒙古里亚》。我非常喜欢这本小说,因为它自有一种巧妙的颠覆性。


Thomas Bird(小飞)是一位专注于东亚的流动作家,曾为《The Rough Guide to China》等多本旅游指南撰稿,其文章发表于众多报刊,如香港《南华早报》,英国《Geographical Magazine》和《卫报》。他酷爱火车旅行、微酿啤酒和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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